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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眼能识书圣二帖 启功终生追随的恩师

2018-08-21 14:34:11


2018年08月21日  新浪收藏

  来源: 大收藏家

  张伯英(1871-1949),字勺圃、一字少溥,谱名启让、别署云龙山民、榆庄老农,晚号东涯老人、老勺、勺叟。室名远山楼,小来禽馆。徐州铜山县人,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、收藏家、碑帖鉴定大家、诗人、学者。

张伯英张伯英

  天命在学不在政

  张家是徐州望族,祖籍浙江绍兴。明嘉靖年间,张伯英十二世祖张棋过江渡淮,以徐州铜山县风水上好,遂家焉,自后子孙繁衍,遂成望族。张氏诗书继世,斯文一脉相承。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(字溥原),纳赀为通判,居河南达30年,善词章,尤喜书法,手不释管。

  清同治十年(1871年)七月二十四日,张伯英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三堡镇榆庄村,兄弟四人,分别是张伯英、张仲警、张叔庚、张季遵。因祖、父亲宦游在外,由母亲陈夫人持家,其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,自奉俭约,法肃辞严,以全力支持诸子入学,日日督促,耳提面命。

  张伯英与其叔张从仁(字云生)年龄相若,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,受业于徐忠清先生,与其子徐树铮(字又铮,民国大将,1919年以两个团的兵力收复外蒙古)为同窗好友,并得塾师张永传教导。

  张伯英生有异禀,幼承庭训,读书成瘾,写字有癖,十岁时,临写颜鲁公《勤礼碑》已初具气象,深得长辈嘉许,弱冠时诗文、书法便已崭露头角。张伯英还曾受教于精擅书画的外叔祖陈逊齐,因而于丹青金石领域打下坚实基础。

  光绪十三年(1887年),丙戌科探花、翰林院编修、金坛人冯煦应徐州知府桂履真(字中行)之聘,出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。伯英时年17岁,遂为冯煦入室弟子,颇得激赏,被誉为后起之秀。

  1902年清廷补行“庚子辛丑恩科”考试,张伯英与张云生赴金陵应试,叔侄同科中举,传为佳话。是年,张氏叔侄为维持家计,开馆授徒,桂中行知府召伯英来彭城,假馆舍(徐州府学),常于槐下读书。张伯英后亦曾再学于江南水师学堂。

  1911年,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,与徐树铮同寓。张伯英曾南游广州,后复返南京,设馆数年。

张伯英书法张伯英书法

  1914年,段祺瑞任陆军部长,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,遂聘张伯英为秘书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,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,张伯英又受徐树铮推荐就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厅副秘书长。1925年,徐树铮遇刺身亡。徐世昌、张謇等人都为徐树铮送过挽联,主题大都是为国惜才,唯张伯英送的挽联直陈徐的巨大弱点,“孔文举(孔融)早慧非祥”。

  公务之余,张伯英兼任徐树铮所办北平正志学校教习,教授国学及书法。

  1926年“三·一八”惨案发生,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,毅然引退,从此再不涉足政坛,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。

  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平津陷落,敌伪要人王克敏屡邀张伯英就任伪职,先生皆坚拒之。日本人又曾打算以2万银元(一说为10万银元)购买先生所收藏的王羲之《十七帖》,张伯英视若粪土,坚决拒绝。张伯英还屡次致书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云生,劝他莫做伪事。

  1949年,张伯英在贫病中逝于北京,葬于北京香山。

  清末民初书法四大家之一

 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,早年从颜体入手,再学魏碑,卓然成家,世称彭城书体。

张伯英书法张伯英书法

  张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,亦擅篆隶。他的书法不泥于古、不媚于今,富于创新精神。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,字体规整端庄、方圆兼备,既宽博雄放又紧凑严密,内多劲力。行楷朴实秀逸,古拙自然。张伯英极擅书写碑志,数百字大楷不用划线,从头到尾一气呵成,而分行布白、范围大小莫不恰到好处。

  关于其书法造诣,启功先生曾有中的之评曰:“点画沉着,使转雄强,楹联大字,如在便笺之上,殊不见有意用力处。始警勺翁于书艺之功,如熔铜铸鼎,只在指腕之间,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矣。”

  当年张伯英每日临写龙门造像之精品,书写若干则札为一束,放置床下。家人建议出售,伯英坚称不可。后来北邙魏志出土愈多,精美又过于龙门,伯英又终日摹写。因其书碑之名远播,求写墓志者络绎不绝,市场上多有伯英所书墓志拓本。启功于厂肆得见,初以为乃新出土之物,见得款字,方知乃伯英所书,大为钦服, 不禁赞之曰:“可见北朝书家的八法之妙,已融于先生指间矣。”并拜其门下,得其真传,亦成一代大家。

张伯英所题匾额张伯英所题匾额

  清末民初之际,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,又与书法大家王书衡、傅增湘、华世奎、郑孝胥齐名。萧一山所著《清代通史》就是孙中山、蔡元培和张伯英题署书名的。至今,琉璃厂西大街“观复斋”、东大街“墨缘阁”的牌匾,皆为张伯英所书,依然高悬门前。天津巨商常子萱将张伯英所书《永宝斋》大匾携往台湾,至今仍存。

  老夫于古缘犹未为浅也

  因为书法,所以碑帖。张伯英是民国期间举足轻重的碑帖收藏家,其收藏来源广,经手数量多、珍品多,且善于将所经手碑帖予以著录。他一生以“老夫于古缘犹未为浅也”自况,对碑帖的宝爱和收藏从幼年开始至老未变。

  张伯英之所以自小就对碑帖产生兴趣,与其家风有关。张伯英父辈即喜欢碑帖,并时常收购有珍贵的版本。张伯英在《帖平·平远山房法帖》记述:“予十二岁(当为一八八二年),先君归自汴(河南开封),行笈中册页一开是潘曾莹、张之万题松雪(赵孟頫)汲黯传者,不知何以散出。张跋有“吾乡李氏平远山房石刻”云云。”

  《萧憺碑·萧秀碑阴》是张伯英十八岁时的收藏,乃是以五银饼购于碑铺当中:“光绪己丑(一八八九),先府君携予同族兄维周、族侄慈阴应江宁省试。试竣,偕兄、侄游状元境,于碑铺中见此,爱不忍释,需银五饼,与兄、侄各假其一乃收之。先府君笑曰:“汝嗜此无用物,乃累及同游乎?”往事如在目前,予今已六十(己丑年十九,是冬娶妇)。”

  在担任公职期间,张伯英留意搜集大量碑帖善本,为以后的碑帖考证和研究积累了实物基础。此时,为了挽救善本不至流失,他不惜重金,竭尽全力搜罗大量珍贵碑刻拓本。如后来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(今国家博物馆)保存的《牛耕图》和《纺织图》,是现存极为稀少的能够反映汉代男耕女织农业社会的实物图像资料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“纺织画像石”(资料图)中国国家博物馆藏“纺织画像石”(资料图)
牛耕图拓片(资料图)牛耕图拓片(资料图)

  慧眼能识书圣二帖

  清末民初,世值动乱,国之宝物流于民间、厂肆甚多,张伯英则极力购藏保护之。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张伯英先生当年购藏王羲之的《此事帖》和《十七帖》。

王羲之 此事帖 (资料图)王羲之 此事帖 (资料图)

  释文:昨□有此事。以与卿共事,每念不以法。然欲不可长。

  摹本,纸本。3行,20字。王羲之,草书。铜山张伯英藏。

  《此事帖》三行二十字,曾刻入《郁冈斋帖》和《经训堂帖》等,钤有金章宗“明昌御览”等数印及黄庭坚、黄伯思诸家的观款,明吴宽题跋:“右军此帖所存仅二十字,亦盖尝入金源御府,章宗数印犹灿然楮墨间,签题亦其手笔,信可宝也。”明陈绎也说:“右军《此事帖》三行,笔如游龙,所谓笔书也。”

  书圣王羲之的书法, 自唐之后,片纸只字无存,我们也只有从唐人的摹刻勾填中去领略他书法的风采了,这件《此事帖》是唐代的摹本,舒展大方,行笔流便,雍容酣畅,欹侧萧散,真瑰宝也。

  《十七帖》更是宝中之宝。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,历来推《兰亭序》《集字圣教序》和《十七帖》。《十七帖》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种,多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抚者,源远且正,为王书中最为可信者,其书法精绝,历来奉为草书圭臬,是各代习写草书的范本。唐代的张彦远、宋代的黄伯思都把《十七帖》称之为“逸少书中之龙”。

王羲之 十七帖局部 (资料图)王羲之 十七帖局部 (资料图)

  释文: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去 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以 具示复数字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 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 等(方)复及此似梦中语耶

  《十七帖》历来刻本甚多,不下百种,张伯英所得原藏内府,民国六年(1917年)流出,张伯英慧眼识宝,购之于北京隆福寺书肆。此帖末载跋语“付直弘文馆,臣解无畏勒充馆本,臣褚遂良校无失”二十字,跋语上方大书一个“敕”字,此乃唐太宗从王书尺牍选取优者,宸笔助学,颁布天下而写的,由此更可知《十七帖》之珍。

  启功先生感慨地说:“如此枣本初拓,不遇勺翁真鉴,山阴面目,遂归湮没,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。”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也颇具鉴赏力,他到北京见到此帖后,大为赏爱,日夕展玩,遂作赞语,亦深有见地。

  张伯英在得到《十七帖》后的七年,又收到清代名家包世臣《十七帖疏证》的手稿,遂于1927年将逸少二帖附倦翁手稿结集,于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,书名《右军书范》,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。

张伯英《右军书范》(资料图)张伯英《右军书范》(资料图)
张伯英《右军书范》跋文张伯英《右军书范》跋文

  1926年5月27日,张伯英先生一家搬进了什刹海畔的“东涯老屋”,因其位置在银锭桥之西,又有“桥西草堂”的别名,即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号(新门牌29号),书斋号为“小来禽馆。”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,精于识帖,辑有《来禽馆帖》10卷。伯英曾得王羲之《十七帖》,帖中有“来禽”等语,又追慕邢侗,故称小来禽馆。后来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行《宋拓王羲之十七帖》,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,卷首有“铜山张氏小来禽馆”印钤。

黄宾虹《东涯老屋图》黄宾虹《东涯老屋图》

  张伯英能于民间得识书圣二帖,偶然的原因不无存在,但决定的因素是其学识和鉴赏能力。启功先生在《张伯英书法集》的序言中就说:“物聚所好,前贤早有明言,法书名拓,每聚于勺翁门下,实由识力所及,因缘又其次也。”

  予收石墨必欲无上之品

  张伯英收藏碑帖的主要目是为了学习和研究,而不是据为己有。他一贯看重碑帖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,对于或独有书法价值、或独有文献价值的碑帖往往予以收藏,这也体现了他独特的收藏态度。

  张伯英收藏碑帖的标准比较高,他在 《庚午消夏录·曹景完碑》里说:“予收石墨必欲无上之品,于普通者不复措意。故其价直亦大悬殊,几不可以道里计也。”这表示了他对于收藏的一贯态度。然而,面对自己心仪并且不易多得的苏东坡时却又会另当别论。《庚午消夏录·东坡诗刻》云:“坡公墨迹不复可得,予每见石刻必收之,不问其佳劣,冀有善本可遇耳。”

  张伯英主要收藏历代名家碑帖,除了苏东坡外,他最喜欢的还有明之董其昌、清之刘墉,对这类藏品也是倍加珍爱。

  张伯英还看重碑帖的刻工如何,《说帖·经训堂法帖十二卷·镇洋毕氏本》云:“刻帖之要,一在选取之精,一在摹勒之善,刻手不良则神采顿失。”《说帖·快雪堂法书五卷·涿州冯氏本》云:“重摹古刻不详其所自出,致观者无由取证,明刻书帖大率如是,不能专责快雪也。”可见,刻工如何也是他常常关心的一个方面。为此,张氏在鉴定、收藏碑帖时每每留心刻工生平,这与以往鉴藏家视刻工为工匠而忽略的态度有所不同。张伯英将刻工技艺看做是墨迹到碑帖转换过程中最难、最关键的地方,因此,他才会时时留心刻工技艺,将其放在仅次于书法创作的地位看待。

张伯英书法张伯英书法

  张伯英也常常将自己喜欢的已经收藏的碑帖卖出,自称“易米”(换钱买粮食)。

  关于“易米”的记述,《碑帖题跋·洛神赋(残本)》中云:“玉版入清内府,浙中多翻刻,其精者可乱真。余蓄张笠城、毛意香两本,各有题识,于百年前已称稀有,今悉以易米。壬戌中秋云龙山民伯英。”《庚午消夏录·郑固残碑》云:“予斋汉碑精本如《史晨》《孔宙》《礼器》皆绝无仅有,先后易米,时劳梦想。今佳本不复见,见亦无力收,惟残破不直钱者遇之购取一二,用慰老眼,是书生结习也。此《郑固碑》尚是稍旧本,为鼠所啮,更是藏碑家所不愿。”

  此类记述多处可见,皆可证明张伯英所经手碑帖藏品很多,也常常将其卖掉以供生活之需。1933年,张伯英先生在一份卖字的润格上写道:“鬻字为生无伸纸余地。衰贫交至,经营补屋吁其艰矣。”可怜的是直到1949年他去世,这盖一间仅容伸纸的小书房的愿望也没能实现。

  张伯英碑帖收藏是以一传统文人的雅好和研习为目的,不管是购买、交换,还是接受祖辈留存、与朋友交换,都有强烈的情感在其间。

张伯英《碑帖论稿》张伯英《碑帖论稿》

  碑帖之冠,辨书帖真伪无所失

  张伯英博学好古,尤其于书法、金石、字帖的赏鉴造诣极深,在鉴赏和收藏界享有极高声望,名贯京师,时称“碑帖之冠”。他辨析真赝百不爽一,素为学者所推崇。自谓“平生无他技,惟承家训,辨书帖真伪无所失。”

  翁方纲、张廷济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和鉴赏家,在碑帖鉴定上卓有成就,为世人所公认。张伯英在跋《黄庭十三行合装本》时却说:“……鉴帖不能专凭纸墨,仿宋精拓可以乱真者众矣。先辈翁苏斋、张叔未均称具眼,其误以近刻为宋拓,翻本为原石者不一而足。吾于鉴帖必旁征博考,不以名流题跋为重。徐森玉谓予藏物无一伪,盖不以耳代目也。”

  张伯英在《说帖》中提出了《三希堂法帖》的诸多伪迹之后说:“今非有意指摘先民,考古当实事求是,不容稍牵就,故为一一指出以祛观者之惑。”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谨态度。

  张伯英在审定《清芬阁米帖》中米芾作品时说了一个故事:“予审定此帖,某君曰:“子岂亲见米老秉笔,而悬断其真伪,自谓无失,于何证之?”予曰:“今有一人着我之冠服,学我举止言笑,持我名剌诣君,君便以为我耶?”闻者大笑。书不同,如其面,形貌虽可摹仿,其性情骨格各禀天资,丝毫莫可假借。予于古书真伪未必尽识,若苏、黄、米三家不论墨迹石刻,一见可以断定,正如日与其人相处,冒名顶替,无所施其技,欲掩饰不得也。”

  1935年元月,张伯英应邀参加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《法帖提要》的编著,时年65岁。此为继清末魏源到章太炎时代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续修,直到1938年5月完稿,耗时三年余。 《法帖提要》,其书共七卷,洋洋百数十万言,仿四库提要之例,列举自宋至清帖刻512种,穷源别流,析论优劣,为我国当代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。

  张伯英是继宋金石学家赵明诚和清大学士翁方纲之后的又一“金石”巨匠,在延续着清乾嘉学派遗风的同时,也使他成就了纵观古今的书学评论大家的地位,他晚年所著《法帖提要》和《阅帖杂咏》对后世影响深远,启功先生在碑帖上的考证与鉴定文献依据也主要遵从于此两部著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