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识 > “清玩”与文人生活美学

“清玩”与文人生活美学

2017-08-10 16:07:14

  明宣德铜炉

  宜兴紫砂壶

  “清玩”,又称“清供”或“清赏”,是指那些不切日用、非饮食起居所必需的美好之物。因其不切日用、非饮食起居所必需,故常被视为“长物”,亦即“多余之物”;又因其多余而美好,也就是超越食色之欲且富于审美品质,所以就被冠以“清”的名号。

  “清玩”的历史颇为久远,名目亦浩繁多端。自六朝以降,它就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消闲娱情的重要对象;其包罗的范围,也从文房器具、书画、古董、金石渐次拓展到奇石、异香、林壑、酒茗、卉木、禽鱼,乃至窑器、漆器、竹器、锡器等。到明清时期,“清玩”更是别开生面,不仅凸显为文人生活中赖以消遣自适、构建艺术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资源,而且成了借以确证身份、标榜风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。正如时人所谓,当日雅俗之分,就在于“清玩”之有无(吴其贞《书画记》)。因此,即便资用不丰的贫士,也“必焚香,必啜茗,必置玩好”(孙枝蔚《埘斋记》)。就此而言,明清文人间蔚然成风的流连“清玩”、醉心“清赏”的生活时尚,为我们体察其生活美学的观念、智慧和方法提供了绝佳门径。

  声色之外:感官的开发与完善

  闲赏“清玩”,是人与物的互动。陈眉公在《小窗幽记》说:“清闲之人,不可惰其四肢,又须以闲人做闲事。”他所说的“闲事”,就是把自己浸润在清雅幽远的“清玩”之中,使感官与身体获得充分的快适和愉悦,如“临古人帖,温昔年书,拂几微尘,洗砚宿墨,灌园中花,扫林中叶”等,然后“觉体稍倦,放身匡床上,暂息半晌”。

  据此可知,“清玩”之“玩”,并非与对象隔绝的静观式审美,而是感官乃至身体全面介入,从声、色、嗅、味、触等感官知觉到肢体律动,充分发现、体验和占有对象之美。公安才子袁宏道说自己毕生追求的“真乐”有五,首屈一指便是“目极世间之色,耳极世间之声,身极世间之安,口极世间之谭”(《与龚惟长先生》)。这看起来颇有纵情声色的嫌疑,然而他所言的“极”,并不在于持续强化和满足食色之欲,而是积极开发自身感官知觉能力,拓展生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,进而超越声色,与“物外之趣”相逢(《叙陈正甫〈会心集〉》)。这种“物外之趣”,就是万物及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。它如同清人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所说的美人之媚态、火之焰、灯之光、珠贝金玉之色,“是物而非物,无形似有形”,难以理性和文字晓谕,却可以感性的方式抵达。

  而“清玩”之“清”,亦即对象所引起的美感,也不止于其本身质料、色彩、形式层面所引发的快感,而是立足于此,在人与物的互动中,唤醒更具创造力、想象力的积极审美体验,为人超越声色,拥抱声色之外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架设了津梁。如宣德铜炉,“薰燎既久,敷色渐磨,铜质显露,如良金在冶,晶光发越,宝焰陆离,莫可云喻”(项元汴《宣炉博论》);如宜兴紫砂壶,“入用久,涤拭日加,自发閧然之光,入手可鉴”(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);又如端溪砚,长期蓄养,扣之则“其声清越”,观之则“紫气闪闪,如画家著胭脂之色”(程瑶田《纪砚》)……可以说,鉴赏“清玩”是生成性、创造性的审美过程。在此过程中,人的感官获得了充分的开发,并走向完善。

  有情之物:营造诗意生活空间

  我在《“物”的崛起——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》一书中曾提出,明清文人生活美学的要旨,在于用“物”来创造一种审美化、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空间。生活本身被他们视作施展才华、表现情致、体验美感的“作品”。这一作品追求的生活情境是“过目之物,尽是图画;入耳之声,无非诗料”(李渔《闲情偶寄》)。

  “清玩”自然成为如诗如画的生活情境的重要构成元素,其品色、形制和位置陈设,都被放置在生活的时间之流和空间布局中精心擘画。由此,“清玩”也被赋予浓烈的抒情性和表现性。明清之际的沈春泽在为文震亨《长物志》所作的序中说,收藏和鉴赏“清玩”的雅好,“于世为闲事,于身为长物”,饥不可食、寒不可衣,但对反映或洞察一个人的才、情、韵来说,却必不可少。李渔更进一步指出,器玩的选择与陈设,在才华和情趣之外,还事关胸中韬略——人若能在位置“清玩”时充分施展才略,“使人入其户登其堂,见物物皆非苟设,事事具有深情”,那他也一定怀有庙堂经济的潜质。

  从这种意义上说,美就成为贯穿明清文人修身、齐家甚至是经世的价值理念。只要拥有“一段闲情,一双慧眼”,无生命的物就能充盈勃勃的生机,现实功利世界也会转化为有情世界。这生机与情趣,自然源于依照美的理想和艺术的法则来营造生活空间的实践。就这一时期极常见的折花插瓶来说,袁中郎《瓶史》曾谓:“插花不可太繁,亦不可太瘦,多不过二种三种,高低疏密,如画苑布置方妙。置瓶忌两对,忌一律,忌成行列,忌以绳束缚。夫花之所为整齐者,正以参差不伦,意态天然。”这诸多的机宜与禁忌,正是明清文人审美鉴赏力与艺术创造力在生活实践中的显现。

  活泼之心:人生境界的开拓

  众所周知,明清是小品文昌盛的时代。而“清玩”“清赏”,则构成了明清小品文的大宗。

  小品文之“小”,是相对于经世文章、廊庙文学之“大”而言的。然而,就像林语堂所言,经世文章“禁忌甚多,蹈常习故,谈不出什么大道理来”,反倒是小品文“以自我为中心,以闲适为格调”,自由灵活,“‘宇宙之大,苍蝇之微’无一不可入我范围”,开拓了中国文艺的新境界。

  以“清玩”“清赏”为主题的小品文,在这种境界拓展和提升的过程中居功至伟。按照明清文人的说法,“清玩”比之于廊庙经济,自然是“小道”,但“亦有可观焉”——人们在“清玩”中所观所感的,是“古今清华美妙之气”,它可以拂去蒙在人心之上的食色欲望与世俗功利的尘垢,从而使人展露出自然的、活泼的本心。如同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所说:“坐陈钟鼎,几列琴书,拓帖松窗之下,展图兰室之中,帘栊香霭,栏槛花妍,虽咽水餐云,亦足以忘饥永日,冰玉吾斋,一洗人间氛垢矣。清心乐志,孰过于此?”从活泼的自然本心出发,人生所适,无非趣味,终能突破原始欲望和现实功利、道德的束缚,开辟出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。这自由,不是随心所欲、为所欲为,而是心无挂碍,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。

  当今时代,日常生活业已高度审美化,悦耳悦目之物,声色各异、名目繁多,并且以几何倍数日新月异地增长。置身于五光十色、令人目不暇接的物的包围中,我们如何在物的声色之外,体验“清”的趣味、创造美的生活、抵达自由的境界?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,也是我们返回历史,寻找生活美学智慧的契机。赵 强

  (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明清之际的日常生活启蒙与美学转向研究”[16CZW008]阶段性成果)

  (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