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们看来， 书法欣赏中的这种非艺术因素， 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。首先， 是一种“名家效应”。名家才能出名作， 能出名作才是名家。因而一般而论名家的作品水平肯定会高， 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然而尽管如此， 名家这一因素却也并不是作品本身的一种艺术素质， 而仅仅是与作品相关的一种非艺术因素。

　　但就是这一非艺术因素， 却会对相应的欣赏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。而这种影响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， 就是对相应作品的欣赏评价趋于偏高， 即超出作品本身的实际水平。因为， 只要一见是名家之作， 人们从审美心态上立刻就会刮目相看起来。接下来便是诚惶诚恐、心醉神迷， 待之唯恐不敬、视之唯恐不深、赞之唯恐不高了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 将作品分析研究得面面俱到、十分透彻， 是肯定无疑的， 但同样也肯定无疑的， 则是往往也会因为是名家之作， 而将其中的某些缺憾与不足当作优点来对待。譬如明明是“出轨逾矩”, 反而被誉美为“无法之法”之类。这方面最常见的一种现象， 便是将名家的某些早年之作、平庸之作， 都一律作为代表之作来对待。

　　其次， 是一种“名人效应”。这类人物的书法水平未必很高， 但在其他领域则属叱咤风云、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因而人们在欣赏他们的书法作品时， 同样是会刮目相看的， 而最终的欣赏结果也肯定是偏高。其间的原委与机理， 与人们欣赏名家之作时的情况差不多。

　　而在这里尤其耐人玩味的， 则是那些“有争议”的人物的“遭遇”。因为人物有“争议”, 所以对其书的欣赏与评价程度也便高低不同、变化悬殊。在这里， 存在着这样两种相当典型的情况：第一， “书价”跟着“人价”走， “书价”与“人价”共浮沉。亦即当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高时， 对这些人物的书法艺术的评价也同时趋高；当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低时， 对这些人物的书法艺术的评价也同时趋低。

　　第二， “人价”跌时“书价”涨， “书价”与“人价”背道而驰。亦即这样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低， 他们的书法作品则身价越高。譬如， 像王铎、张瑞图这样的人， 在人格、气节方面有“硬伤”, 因此他们在以往的书法史上， 是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贬抑的。现在人们已经不大看重这样的人格、气节问题了 (认为其中有一定的封建色彩) ， 所以他们在书坛上也就“大红大紫”起来了。书法史上的此类书家， 并非绝无仅有的个别现象。

　　再次， 是一种“古代效应”。这表现在：只要是古代的书迹， 就肯定会被人们另眼看待；而且， 被另眼看待的程度， 是与其古的程度成正比的。因而， 越古的东西被人们评价得越高， 甚至可以“高”到颠倒是非、以假乱真、指鹿为马、无中生有的荒诞程度。

　　在对古代书家与书作的欣赏与评价中， 已经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。而这种情况的最为突出而典型的表现， 则是在对哪种“民间书迹”的欣赏与评价之中。如所周知， 这样的“民间书迹”, 在今天也是到处都有、随处可见的。但绝没有人会拿它们当作一回事， 就更不可想象会有人将它们作为书法艺术了。

　　然而， 倘若某一“民间书迹”是在古墓葬、古遗址中的考古发现， 那它一下子就会产生出一种轰动效应来。在这种轰动效应的震慑之下， 人们的“极端重视”已经不止是将这种“民间书迹”作为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文字书写来对待， 而更是干脆就将其作为一种不同凡响的书法艺术来对待了。那些“考古发现”的古代简牍、墓志文字等之中， 大多是这类东西。在这里， 决定着书法作品的身价地位的， 已经几乎完全不是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， 而仅仅是那个“古”了。

　　最后， 是一种“舆论效应”。这种“舆论效应”, 指他人 (既包括古人也包括今人) 对某一书法作品的认识、评价， 直至那种具有广告性质的“宣传”与“吹捧”等。既然可以成为“舆论”, 则这类观点与认识往往就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了 (当然也不绝对排除个别人的意见的价值与意义) 。而且， 其中自然也是包括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的。

　　应该说， 欣赏任何一件书法作品， 都是很难完全彻底地置身于这种“舆论效应”之外的， 甚至可以说也是不应该完全彻底地置身于这种“舆论效应”之外的。譬如说， 要很好地认识与评价这些作品， 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些与之有关的背景资料。这背景资料的重要内容之一， 就是他人对这件作品的认识与评介。

　　因而从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， 这“舆论效应”实乃人们正确认识与评价一件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条件。然而也正因为如此， 人们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“舆论效应”的牵制与影响， 从而使他们对于书法作品的认识与评价， 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对这种“舆论效应”的认识与评价， 亦即变成被这种“舆论效应”所诱导与同化的认识与评价。所以这种“舆论效应”, 也同样是影响与制约着书法欣赏的水平与质量， 却又并不构成为作品本身的外在因素。